www.xj2228.com-明明是黑暗中

透视中国式复读

高考复读现象愈演愈烈。如果说这是一个怪胎，那么，怪胎之母则是中国的教育体制——

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郭旭（化名）的朋友如愿被报考的大学录取，他却落榜了——这已经是第二次。“除了继续复读，我别无选择。”郭旭说。本报记者问他，第一次复读有何心路历程和经历，如今再次选择复读，有何感想？郭只说了一句，“这些，到网上一搜一大堆，我和他们一样。”

2007年，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。从狭义上理解，今年选择复读的高中学生，将是高考复读现象出现30周年的亲历者。

记者了解到，郭旭所在的海南省某重点高中，今年文科班复读的有20余人，理科有120多人，文科复读生将被安排在应届生班中，理科生是要重设复读班还是插到应届生班，该校尚未定论。

1999年，中国高校开始实行扩招政策，此举曾被舆论认为缓解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。然而，“自古无场外的举人”，从扩招之日起，另一批万马千军也开始涌进高考的大门——高考复读生。

近年来，中国高考复读现象愈演愈烈，并成为具有产业链雏形的独特景观。8月初，教育部长周济在一次会议上称，从2008年起，中国所有公办普通高中将禁止办复读班，禁止招收高三复读生，复读市场推向民间。

实际上，早在2002年，在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中，已经提出禁止公办高中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、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。

5年后，教育部老调重弹，不但道出了政令落实的悲凉境况，更映衬了中国复读现象的强盛景观。

中国式复读

复读现象已有“一千余年，科举考试中就存在大量的复读现象。”教育专家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，“如果要对近30年的复读划分阶段，我认为它与恢复高考30年的阶段划分是相吻合的。”

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是1985年以前，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可归结为基本是“裸考”。没有多少加分因素，考生还来不及依据自己家庭地位和经济收入选择中小学，有比较多的人坚信考试是公平的出路，那时候复读的人比例较大，态度很坚决。彼时，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位姓“朱”的学生连续复读了8年，被人称为“朱八届（猪八戒）”。

第二阶段是1986到1999年，这一阶段出现了“委培生”，“五大”招生，对高校学生收费等一些政策，不少人不需要复读也能上大学，复读现象因此而减少。

在这两个阶段的“复读”，动机主要是想解决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。

第三阶段是1999年至今，高校扩招后，复读人数大量增加。复读动机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由能否上大学变为能否上好大学。

为考上好大学而复读，郭旭就是这样的学生。分数达到专科线，不上；达到二类本科线，不上。只有一类本科，才是他的目标。“学校的学习环境不理想，交通不便，城市太小……”，一位符姓的2007级复读生对记者说，选择好学校，是她复读的第一理由。

“现在上大学也比原来容易多了”，佛山市一位刘姓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上个普通大学都觉得不值钱了，学生和家长的期望都从原来的“有大学上”升级为“有名牌大学上”，“拿些钱让孩子复读一年，圆个名牌大学梦，不是更正当，更值得么？”

实际上，上好大学，上名牌大学，在高校扩招政策已经实行了9年的今天，已经逐渐演变成“中国式复读”的一大特征。储朝晖博士曾做过一个估算，近年来各地高考报名人数中复读生约占三成比重。在这一背景之下，高考应届生的升学压力由此增加——顺势而生，在中国的许多地方，“高四现象”（即高三应届生不得不选择复读）几乎成为常态，并成为“中国式复读”的另一个特征——由此，复读雪球越滚越大。

这种“高四现象”和“中国式复读”的联系与矛盾，在一个叫张非的考生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。在传媒及坊间有“考霸”之称的四川籍考生张非，2003年考入北京大学，其因迷恋网络被退学后，经过复读，2005年考入清华大学，后又因迷恋网络退学。2007年，再次复读后的张非又考入了清华大学。几进几出名校，张非创造了高考的“神话”；但有教育界人士批评，类似张非这种做法，让当地的应届生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，他一个人浪费掉了当地几个进入名校的名额。

一方面，是高校逐年扩招，一方面是复读生在考生的比重居高不下。由此，一个怪现状逐渐显现：扩招拓宽了高考的独木桥，而复读却再造了一座新的独木桥——在就业压力逐年增大，大学生事实上已经是“普通劳动者”的背景下，“上大学改变命运”，悄然改变为“上名牌大学改变命运”。在高考中初次竞争被淘汰者，复读几乎都是他们的第一选择。

背后推动力

“复读是一种文化。”储朝晖对记者解释说，复读在中国乃至东亚已经不是个体孤立的行为，大家都无意识的受到复读文化的影响，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是重“名”而不崇“实”；重视社会统一的评价标准而不重视依据个体的特性进行资助评价。